祝执政党长命百岁祝执政党长命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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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后期朝廷最大的心病就是财政吃紧，这个现象缘于多个因素同时作用，一是税收拮据，二是灾难频繁，三是通货膨胀，这些情况在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尤其明显。
“税收拮据”主要因为税率一直很低，农业税本来就不高，商业税更是少得可怜，农民的负担本来不算沉重，但在朝廷收农业税时是收现银，所以收税期间往往会导致粮价下跌，从而导致农民贱卖粮食缴税，之后粮价恢复正常，如此一来即便不算重的税赋也会成倍增高，并且让商人从中牟取暴利，若是朝廷加农业税，那么只能导致这种现象更为严重，甚至会导致许多拖欠的现象。提高农业税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但对整个局面却没有根本性的改观，因为明朝中后期经济重心已经向工商业转移，农业发展处于停滞阶段而商业税收又实在少得可怜，所以朝廷要增加收入就必须增加商业税，但当时文官集团又和商贾相互勾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文官集团就是商贾的代言人，即便皇帝想加征商业税也会因为文官集团会的阻挠而难以达成，这就造成了明朝税收拮据持续的局面。明朝是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但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自始至终都非常贫困的一个朝代。帝国75%的财政收入来自于每年田赋税收。帝国的田赋制度承袭唐朝杨炎所创立的“两税法”，分为“夏税”和“秋粮”，平均每年的约有2700万石（一说2950万石）。历史的最高峰时1412（永历帝时期）的收入也不过只有34，612，692石。如果换算成银两，就是说明王朝平均每年的收入是2700万两白银，最高收入年也只有34，612，692万量白银。（按照1447年明朝制定的价格定位“每石税粮白银一两”）。这不仅远不及后来清政府财政收入（早期5000万两左右，后期达到8000万两左右），就是相对于北宋也差距太大，北宋时期政府每年的财政预算可以达到钱“12600万缗到15000万缗”，宋朝的粮食与钱的兑换比例是“每缗铜钱与一石粮食相抵”。帝国的财政收入非常微薄，但是支出却相当庞大。帝国的财政支出不仅涵盖官员的俸禄，军队的粮饷，和宫廷开支。据记载，在十六世纪早期帝国的文官系统中拥有官吏70，000多人，其中官员20，400人，吏51，000人；在1520年左右，帝国拥有世袭武官约100，000余人，（大量的“恩幸得官者”还没有被计算在内）这将近200，000万官吏每年消耗着国家大量的俸禄。除了大量的官吏，帝国的宫廷中还有大量的宦官、宫女以及大批为皇家服务的技术杂役，因为帝国分为北京和南京两个都城，所以宫廷体系也分为两套班底，又学者考证在明末时期宦官大约有70，000人左右，光禄寺的厨役街达到7，884人（1487年）。此外还有庞大的军队和军户也需要帝国进行供给。这个庞大的食俸群体，每年消耗大量的国家收入，在帝国每年2700石的田赋收入中，这种俸禄和粮饷的支出达到2300石。在经过第一轮的分配后，每年的田赋盈余还有370万石左右。但这仅仅是帝国的正常时期的支出和盈余，但是帝国每个朝代都有大规模的额外支出，比如永乐帝时期曾经先后五次北伐鞑靼和瓦剌，大规模的征讨安南的反叛，派遣郑和七次下西洋……这些额外的开支不仅消耗了田赋的最后一丝盈余，而且将其他25%左右收入（包括盐税、海外关税等）也消耗殆尽，并造成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和财政危机。这几乎是明朝建立伊始就埋下的灭亡的先兆。
为了应对财政赤字，减轻财政压力，帝国不得不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减轻帝国的财政负担，希望达到财政收支平衡。其主要方式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减少官员俸禄，明朝官员的俸禄是中国历代最低的，一个正一品大员年禄米只有1，044石，而一个从九品官员的年禄米只有60石，而在两汉时期一个郡刺史（按明朝官员品节，应该是正四品）的你年俸禄就达到2000石。结果，减少了官员的俸禄虽然在一方面节省了国家的财政开支，却助长了官员的贪污腐化的风气，造成了更深刻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
二， 利用大规模军事屯田，减轻国家对军队财政支出。明朝实行军户世袭制度，并建立了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1392年洪武时期就拥有了120万军队，登记在册的军户有170——200万户。明帝国的军屯，为每一个士兵提供20亩田地，军户除了要出一人负担兵役，还需要自己承担30%的装备，而其他70%的装备也是邻近军户所负担。帝国虽然利用这种自给自足的方式减轻了财政负担，却使得军队长期缺乏训练，导致武备松弛，战斗力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