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出版的《希腊伪史考》是何新先生的博客文章汇编。博客是自家的后花园,栽花,种草,吊嗓子,发牢骚,总归是个直抒胸臆的地方。学术型、研究型的博客偶然能见到,但大多人是不会以严谨的态度来经之营之的。这部“博文”集也不例外。书中到处可见饱满的情绪和昂扬的斗志,所缺的是细密的分析和连贯的论证。标题中空悬一个“考”字,像一道障眼法,让人误以为作者下了考辨、考证的真功夫。但稍读几页,就会发现,作者的“研究”,大约不出上网、查维基百科、摘抄百科全书的范围。把道听途说来的零星资讯塑成令人骇怪的观点,把几十篇单薄的博文粘贴成一个超长的文档,然后再找人印出来,一本书就这样诞生了。
书的写成,是很轻易的,但书中所涉及的话题却极其重大。按市价估算,养活四五个社科重大项目,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在序言第一页,作者就激动地宣告,古希腊历史完全是西方人凭空捏造出来的,古希腊的一切典籍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作伪高手一手炮制的。也就是说,西方文明的根基不仅是虚浮的,而且压根儿就不存在。这个惊人的发现,足以让义和团情结尚存的人们心驰神醉、血脉贲张。
按常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如此大胆的假设,再小心的论证也不为过。很多擅长经营宏大叙事者,在抛出高见之时,多少也要忸怩作态,拼凑些材料,完成学界几套规定动作,好交差了事。但《希腊伪史考》的作者却十分的特立独行,他连面子工程都不做(其实也是无力做),只负责把耸人听闻的观点,怒吼给我们听。比如,作者说彼得拉克、薄伽丘等人“杜撰或再创作了荷马史诗”(第23页),而且背后的黑手是共济会。但是证据何在?杜撰就是生编硬造,彼得拉克可有这样大的本事?1354年,拜占庭帝国派驻天主教教廷的特使,将一部希腊文的《伊利亚特》赠给彼得拉克。得到渴慕已久的荷马史诗,本是天大的好事,可是诗人在欣喜之余,却又感觉无比沮丧——因为他不通希腊文。在当年的书信中,彼得拉克说,自己虽然热切盼望能听到荷马的原声,但可惜手中的荷马“喑哑不能言”(mutus)。宝藏近在咫尺,但是却没有解锁的钥匙,这一幕已然定格在古典学术史上。一个读不懂希腊文、手捧荷马史诗而望洋兴叹的人,如何能“杜撰”出两万多行的希腊文诗句?
再看所谓“再创作”。作者提到皮拉图(Leonzio Pilato,?-1366)接受彼得拉克的建议,将两部荷马史诗译成拉丁文,再由薄伽丘润色。作者说皮拉图和薄伽丘“不仅是重要的抄本发掘及收藏者,也是再创作者”(第23页)。但是“再创作”究竟指的是什么,始终不清楚。揣摩作者之意,似乎是说二人在翻译过程中对荷马的原文上下其手,夹带私货,用自编的新故事代替了荷马的旧传说。按说这算是一个重大指控,等于说,原本成型于周代的古书,一下子降格成了元明之际的伪作。可是证据何在呢?翻遍这本印得非常疏朗的书,也找不到一丝证据。但一无证据,二无分析,这些都不能阻止作者判定皮图拉和薄伽丘作伪。而他所能依据的,自然还是充沛的情感和超人的胆识。
没有受过专门学术训练,稍微一碰具体细节,就不免出错。比如,作者要证明皮拉图和薄伽丘篡改、伪造了荷马史诗,使得劣币驱逐了良币,于是便极力抬高这个拉丁译本的地位:“以后这个拉丁译本就被作为荷马史诗的基本文本,被西方大量转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本。至于现在中国人顶礼膜拜的荷马史诗则已经是经过第四道的中文翻译……”(第31页)这个相当粗糙的拉丁文翻译,竟被作者当成了一座独木桥,好像后世欧洲各国的译者舍此便没有其他出路一般。但如果我们看看西方近代几个著名的译本,比如查普曼和蒲柏的英译本,达西埃夫人(Madame Dacier,1654-1720)的法文本,哪一个译者还会捧着这个十四世纪的拉丁译本不放呢?至于说中译本是“第四道”,也不明何义,难道作者竟会以为罗念生、王焕生的译本是从英文本转译的?
这部三百多页的灌水书,仅凭个人好恶和臆测,便随意给彼得拉克、薄伽丘安上各种罪名。古人已死,不会从地底下爬上来,和活人对簿公堂。这时诬枉古人,毫无压力,也毫无风险。作者在书中像念咒一样,反复高喊这样的指控,把自己的心情和嗓子都喊痛快了。但是谬误重复一千次,并不自动蜕变成真理。作者处理问题的随意和轻慢,也并不说明他的观点不值一驳。看在书名中“考”字的分上,和作者较一较真儿,还是多少有些必要的。
书的写成,是很轻易的,但书中所涉及的话题却极其重大。按市价估算,养活四五个社科重大项目,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在序言第一页,作者就激动地宣告,古希腊历史完全是西方人凭空捏造出来的,古希腊的一切典籍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作伪高手一手炮制的。也就是说,西方文明的根基不仅是虚浮的,而且压根儿就不存在。这个惊人的发现,足以让义和团情结尚存的人们心驰神醉、血脉贲张。
按常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如此大胆的假设,再小心的论证也不为过。很多擅长经营宏大叙事者,在抛出高见之时,多少也要忸怩作态,拼凑些材料,完成学界几套规定动作,好交差了事。但《希腊伪史考》的作者却十分的特立独行,他连面子工程都不做(其实也是无力做),只负责把耸人听闻的观点,怒吼给我们听。比如,作者说彼得拉克、薄伽丘等人“杜撰或再创作了荷马史诗”(第23页),而且背后的黑手是共济会。但是证据何在?杜撰就是生编硬造,彼得拉克可有这样大的本事?1354年,拜占庭帝国派驻天主教教廷的特使,将一部希腊文的《伊利亚特》赠给彼得拉克。得到渴慕已久的荷马史诗,本是天大的好事,可是诗人在欣喜之余,却又感觉无比沮丧——因为他不通希腊文。在当年的书信中,彼得拉克说,自己虽然热切盼望能听到荷马的原声,但可惜手中的荷马“喑哑不能言”(mutus)。宝藏近在咫尺,但是却没有解锁的钥匙,这一幕已然定格在古典学术史上。一个读不懂希腊文、手捧荷马史诗而望洋兴叹的人,如何能“杜撰”出两万多行的希腊文诗句?
再看所谓“再创作”。作者提到皮拉图(Leonzio Pilato,?-1366)接受彼得拉克的建议,将两部荷马史诗译成拉丁文,再由薄伽丘润色。作者说皮拉图和薄伽丘“不仅是重要的抄本发掘及收藏者,也是再创作者”(第23页)。但是“再创作”究竟指的是什么,始终不清楚。揣摩作者之意,似乎是说二人在翻译过程中对荷马的原文上下其手,夹带私货,用自编的新故事代替了荷马的旧传说。按说这算是一个重大指控,等于说,原本成型于周代的古书,一下子降格成了元明之际的伪作。可是证据何在呢?翻遍这本印得非常疏朗的书,也找不到一丝证据。但一无证据,二无分析,这些都不能阻止作者判定皮图拉和薄伽丘作伪。而他所能依据的,自然还是充沛的情感和超人的胆识。
没有受过专门学术训练,稍微一碰具体细节,就不免出错。比如,作者要证明皮拉图和薄伽丘篡改、伪造了荷马史诗,使得劣币驱逐了良币,于是便极力抬高这个拉丁译本的地位:“以后这个拉丁译本就被作为荷马史诗的基本文本,被西方大量转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本。至于现在中国人顶礼膜拜的荷马史诗则已经是经过第四道的中文翻译……”(第31页)这个相当粗糙的拉丁文翻译,竟被作者当成了一座独木桥,好像后世欧洲各国的译者舍此便没有其他出路一般。但如果我们看看西方近代几个著名的译本,比如查普曼和蒲柏的英译本,达西埃夫人(Madame Dacier,1654-1720)的法文本,哪一个译者还会捧着这个十四世纪的拉丁译本不放呢?至于说中译本是“第四道”,也不明何义,难道作者竟会以为罗念生、王焕生的译本是从英文本转译的?
这部三百多页的灌水书,仅凭个人好恶和臆测,便随意给彼得拉克、薄伽丘安上各种罪名。古人已死,不会从地底下爬上来,和活人对簿公堂。这时诬枉古人,毫无压力,也毫无风险。作者在书中像念咒一样,反复高喊这样的指控,把自己的心情和嗓子都喊痛快了。但是谬误重复一千次,并不自动蜕变成真理。作者处理问题的随意和轻慢,也并不说明他的观点不值一驳。看在书名中“考”字的分上,和作者较一较真儿,还是多少有些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