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
提起这门亲事，说来话长。抗战胜利后不久，父亲杜宗光用八根大条在杭州直通西湖的中正街上“顶”下一栋政府官员的房子，那一带是杭城名医汇集之地，高树盘墙，庭院花香，着实一个温馨的居家之所。父亲因公务缠身，先让姐姐陪母亲去那里居住，1947年8月，我也去西湖度暑假。我的家，我非常喜欢，有偌大的客厅、餐厅，楼上是面向阳台的小客厅，两边是三间大小不一的卧室，长长的西厢房，父亲是准备将来行医作家庭病房的，楼下的后院，养鸡、养鸭，还养了条狗。
偌大个杭州城，叫得响的就那么一份《东南日报》，枯燥乏味，唯有其中“咪咪博士答客问”像万宝全书，有问必答，且文字精妙，逗人开怀，是人人都要抢着看的，甚至众多杭州人为某事争执不下时，往往脱口而出：“……你要不信，去问问咪咪博士去！”这“咪咪博士”正是金庸。
一天，栏目里众多答问有下面一则：“购买鸭子需要什么特征才会好吃？”咪咪博士回答说：“一定要颈部坚挺结实，可示鲜活，毛羽丰盛浓密，必定肥瘦均匀。”我看后不以为然，实在闲得无聊，信手写了张便条寄去。
咪咪博士先生：
你说鸭子的羽毛一定要丰盛浓密才好吃，那么请问，南京板鸭一根毛都没有，怎么那么好吃？
事后一想：不对，根本问非所答，岂不存心捣蛋吗？肯定不给刊登的。哪知过了几天，突然收到咪咪博士的亲笔来信，声称“……你一定是个非常有趣的孩子，很想和你见面交谈交谈”。我一时怔住了，但又想，真能见到咪咪博士，不也是一桩开心事吗？于是先瞒着家里给他回了句话：“天天有空，欢迎光临。” 咪咪博士回复：“……决定礼拜天上门造访。”
此时行将开学，父亲正匆匆归来准备接我回上海，得知此事火冒三丈。他虽喜爱广交朋友，但对报馆的人却退避三舍，劈头给我一顿训斥：“我知道你要闯祸，这种新闻记者你去惹他干什么？好了，好了，你不要管，让爸爸来接待！”
礼拜天下午，家里严阵以待，我一直在大门口半掩着门探头探脑地四下张望。过了好一阵，远处一位身穿夏季西服，金边眼镜，头带凉爽礼帽的男士朝这边走来，这装束异常显眼，不用说就是咪咪博士。不多时他便走到我跟前，亲切地朝我笑了笑，我们僵持了一瞬——他开口了：“你是冶秋吧?”“你是咪咪博士？！”我脱口而出。“我姓查，叫我查大哥就行了。”
我将他领进院子。这时，父亲闻声迎了出来，刚一落座，父亲便开始检讨：“很对不起，真是太冒昧了，小孩子不懂事，胡乱写信，害得你百忙中还特地来一次。我实在不知道，他怎么会……”查哥哥见我闷声不响呆坐一旁，连忙说道：“没关系，没关系，冶秋提的问题很有意思。我说的是买活鸭子，他硬要去扯死鸭子。很幽默的。”
这时，姐姐冶芬很有礼貌地端上一杯浓茶，娇小玲珑清秀文雅的她是非常迷人的。感情上的事，往往就这么简单。次日，查哥哥便再次登门，送上一叠戏票，是约我们全家去《东南日报》报馆楼上影剧场，观赏郭沫若名剧《孔雀胆》。
演出者是“抗敌演剧九队”，当时他们是为了躲避去江西慰劳国民党军队，借口从无锡经笕桥来杭州献艺的。《东南日报》作了大量宣传，连市中心最大的“慧光”照相馆的橱窗里，也全是该剧的大幅剧照。那天看戏，一家人倾巢出动，幕间，查哥哥不断从身后将“可口可乐”传送过来，这可是战后最为时髦的饮料了。其实，全家人只有我在津津有味地看戏，看得入神，他们也不过是去应酬一下凑个热闹罢了，但此举无疑拉近了相互间的情谊。尔后，咪咪博士便成了家里的座上客。

旅沪
为完成初中的学业，我只得随父亲返回上海。时隔不久，查哥哥竟然也来了，原来他在数千名竞争者中崭露头角，考入了上海《大公报》。小别重逢，格外亲密。那时，他寄居在著名刊物《时与潮》的宿舍，总爱带我到此处玩耍，还喜欢指着各个景物说：“……这里也有西湖十景，你看，这像不像柳浪闻莺？那像不像双峰插云？”几乎把这些景物都取上十景名称，可见他当时对杭州的眷恋是何等依依。
一天，他对我说：“冶秋，要不要我带你到一个从来没见识过的地方去？我也没去过，到了上海不去看看这种地方，等于没有来过！”他的口气有点神秘。我一听巴不得马上就去！傍晚时分便随他来到大马路（南京路）四大公司一带，只见霓虹闪烁，车水马龙，人行道上不时会撞上一些扬长而过的美国烂水手。查哥哥指了指前面的先施公司说：“到那楼上去看看，听说有一个很大的游乐场！”
场子里有两个戏子在装模作样演戏，周围布满了桌椅，男男女女混杂其间，我们活像两个乡巴佬进城，处在进退维谷之中。这时，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走了过来，问道：“先生，玻璃杯要叫哦？”他沉稳地摇了摇手，那女人便走开了，我问他什么是玻璃杯？他忙说：“是不好的，你不要问。”后来我在一本《游览指引》的书里得知，“玻璃杯”原来就是陪酒女郎。
这天晚上我们可算是长了不少见识，但查哥似乎觉得带我到这种地方来有点失策，便说：“我是新闻记者，到处都要去看看，你还是学生，自己可千万不要来。”如今查先生著作等身，不同于我辈常人，写出如此漂亮的文字，不正得力于对生活的洞察和体验，对知识的获取和关注吗？
在我的印象中他并不善辞令，说一口家乡官话，但他话虽不多总包涵着不少意思。譬如，当初我很欣赏他的一手怪体字，表示要模仿，他便在纸上像画圈圈一样，连续写出几行字来，速度之快令人吃惊，仔细一看笔划又全都到位，我划来划去划不像，只好望洋兴叹！这时他才开口：“你看，模仿人家是弄不好的，自己的最好！”话不多，很耐人寻味。
这时，他和姐姐杜冶芬已经相恋。据说1948年3月《大公报》要派金庸到香港工作，他不是很乐意，曾写信到杭州征求姐姐的意见，她的答复是短期可以，时间长了不行。后来报馆高层同意他的要求：只去半年。
赴港前他去了两次杭州。当时许君远要他写一篇《我怎样决定到香港》在《大公园地》上发表，同事甚至预先给他起好了题目，就叫《杭州别凤记》，还画好了两个小报头。他说：“一看报头如此之美，题目又如此之艳，文章也吓着不敢出来了。”
姐姐亲自送他到上海，送他上飞机，于是两人延迟了婚礼。对这事我不知情，我只知道他对去香港曾有诗云：“南来白手少年行，身无分文走香江……”

成婚
1948年夏天，父亲辞去上海的公务，到杭州挂牌行医，小有名气，家境也随之小康起来。到了秋天，金庸忽然从香港回来，向父亲提出要和姐姐结婚，家里人都感到十分唐突，因姐姐尚未满十八岁，孝顺能干，协理家务井井有条，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如此宝贝的女儿，要远嫁他乡说走就走，怎么舍得？再说对方才学虽令全家钦佩，但一直是以友人相待的。可他俩主意已定，父母最终只好依从。
消息不胫而走，传到上海亲友那里，家里的世交、济民医院院长董伯伯（1950年代著名女中音董爱琳的父亲）出面，坚持婚礼要由他在上海操办，于是这年10月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新房订在国际饭店，这是当年国内最高的大厦。婚礼则在贝当路国际礼拜堂举行，姐姐披上洁白的婚纱，好似天女下凡，由长兄陪同踏着红地毯在乐曲声中徐步上前，遗憾的是查家无一人参加，众人都觉奇怪。原来查府在海宁乡下，得知婚礼将按教会仪式进行，只好托辞不来了。
傍晚，在南京路上的康乐酒家举办了西洋社交晚宴，真是宾客盈门，整个底层连周边的夜花园全给包下了。查哥自然要接受众多别样的目光，但他始终面带微笑，不卑不亢地朝四下点头致意，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个二十来岁的外乡人，在这等场合便具有如此沉稳的心理承受力，难怪是会干出一番大事的。
婚后查哥去办前往香港的手续，查哥的父亲查树勋来接姐姐去海宁观光，也邀我和长兄同往。我们三兄妹随查伯伯车到硖石。船到袁花镇，老远便看到查氏宗族的深宅大院。史学家陶菊隐老先生生前曾对我讲，早先查家某房的长女，就曾下嫁给与蔡锷齐名的军事将领蒋方震（蒋百里），大科学家钱学森后又成了蒋家的翁婿。他们和海宁相国陈阁老的后裔陈家，同属那一带的望族。
这里家族兴旺、名人辈出，是一个文化底蕴极深的小城镇。金庸的开篇之作《书剑恩仇录》说的就是本乡祖辈留下的故事。金庸祖上曾当过丹阳县知县，查伯伯也经营过大钱庄，不过，到了上世纪40年代末期，查家也似乎远不如前，查伯伯手执扁担挑柴锄地样样做。那些天他整日为我们料理生活，深秋未尽的时节，他便关照家人，在我们各人的被褥里，放置一只大得出奇的“汤婆子”，生怕我们受凉了，弄得我们哭笑不得。请他别太客气，老人嘴里就不停地唠叨：“应该的，应该的，良镛结婚真麻烦你们家了！”真是一位谦和质朴的长者，令我深怀敬意。
不幸的是，解放前后，浙南山区土匪顾秀英弟弟曾在查家躲藏了几天，临走时把一支手枪偷偷藏在金庸妹妹后院仓库里。后来顾把这事泄露给了同道，镇反时邻村一个土匪揭发了这件事，尽管查伯伯并不知道这事，仍被扣上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的罪名于1951年4月被枪毙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由当地政府平反，可他那和蔼可亲的笑脸，终究是再也看不到了……

离别
不久，查哥和姐姐乘船去了香港。1950年初，姐姐突然回来了，并说查哥哥可能调回内地工作。大家都格外欣喜。因为新旧社会的更迭，各方面毕竟有所变化，往后两地进出，也不会太方便了。
不多时，查哥也来了，后来知道他是去京求职未果，败兴归来顺便接姐姐回香港的。但此时姐姐已不愿回港，那时他们住在湾仔，查哥担任国际版的编译工作，全是通宵达旦，加上查哥为了到北京求职，一去就是很多天，她在香港那边既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又不适应查哥的生活规律。她又不会说粤语，不愿一个人出去，生性活泼幽默的她自然寂寞难耐。但经父亲再三规劝，她依然顺从查哥的意愿同回香港，后来在长城电影公司担任过场记。
几个月后姐姐来信说：查哥写了大量影评文章，心情很好，还为此取了个“林欢”的笔名。“林”是因查杜二字的部首均为木，从而移花接木为之林字；“欢”自然是指他们当时幸福快乐的生活。现在有些传媒添油加酱，把他们后来的分手，硬扯到姐姐阻碍丈夫北上求职、导致查哥愤然“抛妻离职”的“壮举”上去。姐姐的青年时代，纯净慧敏，至少给查哥的生活和文思，留下美好的瞬间。事后，查哥曾对父亲说：“是我没有照顾好她！”应该是真诚的。
数月后，姐姐真的回来了，但已是这年秋末。后来一直在父亲身边学配药，就再没回香港。直到1953年初，查哥才到上海和姐姐办了离婚手续。我告了个假，陪他去淮海路“宝大”西菜馆共进午餐，随后又散步到复兴公园。由于关系上的突然变化，我们之间不如往常那般亲密无间了，话都不多，也兴奋不起来，他只是问起我怎么当演员的。我则告诉他，现在我就是和当初演《孔雀胆》的那些演员在一起。他一听大感意外，怎会有这样的巧事！连忙用自拍机与我合影一张，并说：“回去以后把它登出来，说是和一位大陆青年演员的合影！”临别赠我一架“贝贝勃朗宁”袖珍相机，要我以后拍些照寄给他。
1959年《明报》创刊后，查哥出于尊重给父亲寄来一信，说他完成多年来自己办报的愿望并告知已和一位香港大学的优秀生结婚了。

1985年，我家收到一纸汇单，去银行取款时，方知是查哥寄来的。为此，我一直认为他秉承了当年的诺言：“我们还是朋友”！不想前几年在网上风传金庸在香港回归前后对记者说的那些话：
“年轻时，喜欢一个女孩子，明明知道不合适，或者没机会，也照追可也。”
“我的第一位太太Betrayed(背叛)我，第二位太太是我Betrayed她，第三位太太……”
如何如何。
我看了实在不以为然，但想一个名人说句不入耳的话，你去申辩，便成炒作！姐姐只能噤声，我更不便开口。反正，所谓Betrayed的前因后果，就让多事者去猜谜吧！我只知道，当年他们是相爱结婚，他们离婚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爱尚且存在不足吧。但我要说句公平话，查哥没有亏待过我们，但他却未必知道我们家人为他承担过多大的惊吓。而今大家都是年逾耄耋之人，姐姐早过金婚之年，查哥也已儿孙满堂，还是友情为重吧！

。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杜冶秋，他是金庸原配夫人杜冶芬的亲弟弟，他详细介绍了金庸这段罕为人知的爱情婚姻。相信这对于研究金庸小说有巨大的帮助。

杜冶芬看上去很有大家闺秀的气质，【背叛】这个词太敏感了，到最后谁背叛谁已经不重要了，感情的破裂绝大多数情况都不是男女单方面的原因。

好文章，以前觉得那位小读者是个小女孩，还曾经猜想无崖子喜欢李秋水的妹妹源于这则趣闻，想不到冶秋是男孩子，哈哈……看来是多想了。
个人感觉金庸先生有情，也多情，他比较像他书中的张无忌，段誉。还属于多情公子的常人一类。。
所以他追过谁，应该是动了情，只是不像杨过那么长情专情罢了。
小说源于生活，而区别于生活，杨过一流大概是作者的希冀，正如乔峰那样顶天立地的英雄，现实中多是韦小宝式的成功。
关于他的事，我不了解多少，总是感觉他对不住朱玫，倚天最后的最后大概是张无忌与赵敏相处十年，分开了，最后与小昭白头偕老。
别人的恩怨，局外人怕理不清。
只是觉得金庸先生应该寄东西给冶秋家应该是善意的，而冶秋家因为金庸而遭遇的种种，罪魁应该是那个时代的种种吧。
或如，一个人好心扶一位孕妇，而善妒心狭的丈夫因此离婚，这个孕妇该怨谁呢？
YS

金庸旧照上的印痕- 蒋连根(图)
发布时间：2015.10.08 08:52
出自： 渤海早报
作者：蒋连根
今年五月，百余幅金庸在浙江的老照片首次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展出。其中，有一幅62年前金庸和同学沈德绪等人在杭州西子湖畔的合影，老照片下署着我的名字：蒋连根提供。
署着我的名，可拍摄者不是我，正如我在大河下游掬起一捧水，已无从确认它源自哪条山泉溪流。那是1997年9月，我与沈德绪相约，一同去探望金庸妹妹查良璇。告别时，查良璇递给我这张照片，拿回海宁翻拍后，我将原照寄回给了她。
如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当年查良璇给我讲述的照片来源：1953年3月8日，查良璇结婚，3月6日，二哥查良镛（那时还没有金庸）从香港来到了杭州，和老同学、妹妹在西子湖畔拍摄了这张合影。从左至右的排列是：查良镛，怀抱婴儿的朱帼英，同学沈德绪，妹妹查良璇。背景是西湖的曲院风荷。
这幅老照片上有亲情，有友情，更有岁月的印痕。
照片中的查良璇，梳着两根大辫子，穿着棉衣厚裤，很朴素，可她正是准新娘呢，夫君是古建筑纠偏专家曹时中。少女时代的查良璇生就一张很古典的脸，清清秀秀的，宛若一枝雨后荷塘里盛开的莲花。站在查良璇身旁的是沈德绪，他另一侧的怀抱婴儿者，是他和查良镛的资助同学朱帼英。
1936年查良镛刚进嘉兴中学念书，沈德绪跟他同班。1939年初，念高一的查良镛和同学合编了《献给投考初中者》，并赶在考试前由丽水的一家书局印刷出版。这本书搜集了当时许多中学校的招考试题，加以分析解答，同时用一种易于翻阅的方式来编辑，出版后不仅畅销浙江，还远销到江西、福建，甚至重庆等省市，主编者查良镛得到了不少稿酬，有了在抗战期间的生活费，并接济一些有困难的同学。一天，沈德绪对查良镛说：“我有一个同乡女孩叫朱帼英，从家里逃婚出来，想要读书没有钱，良镛，我俩一块儿帮助她，好吗？”放学后，沈德绪将一位含泪女孩唤到查良镛面前。查良镛安慰她：“你别哭，我和德绪会帮助你的，只要学校收下你插班，你的学费我们替你交。”这样，朱帼英成了沈德绪和查良镛的同学。
有一次，查良镛读了英国小说家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真实自然、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感动了查良镛，他跟沈德绪约了朱帼英等几位同学，在暑假里到距校园9公里的一个孤岛上野营，搭起帐篷，自己埋锅做饭，生活了三天。回校不久，查良镛患了疟疾病倒了。沈德绪非常焦急，日夜陪伴照料。他向当地老农要了一个方子，拉着朱帼英等同学翻山越岭去采摘草药，煎熬后给查良镛服下，一连十多天，查良镛的病情才好转，渐渐地完全康复。
十多年以后，沈德绪成了浙江大学教授，朱帼英与一位医生结婚生子，且住在杭州。而查良镛于1948年离开杭州，随《大公报》去了香港。
照片中，查良镛孑然一身，形单影只。原来在这之前，妻子杜冶芬不告而别，回了杭州娘家。这张照片拍摄的前一天，查良镛去了杜家。杜父对他说：“阿芬已经另有陪伴人，只好对不起你了！”杜冶芬不肯见他。
照片中的背景，恰如查良镛的心境：萧条而落寞。因为是早春，西湖还是寒冷的。旧时的曲院是破败的，湖中的荷花只是些残枝败叶，浸伏在水中。这里，曾是查良镛和杜冶芬定情的地方，许多回在春雨蒙蒙中，他俩手挽手漫步游览西湖，满觉垅、柳浪闻莺，三潭印月、曲院风荷和那有着古老传说的断桥，让他俩沉浸在初恋的幸福之中。如今，形单影只的查良镛怎么不触景哀伤呢！
1997年7月，沈德绪在海宁传授黄花梨栽培技术时遇见我，告知查良璇被查出患有癌症，我们相约去探望她。见面时，查良璇滔滔不绝，讲述了许多金庸小时候的故事，还两次拿苹果削了皮给我吃，我怎么也看不出她是个绝症病人。后来，我还去过她家一次。抗争5年后，查良璇于2002年3月离世。同年8月2日，沈德绪突发心脏病在杭州去世。因而，这张照片是谁拍摄的，也就成了一个谜，也许金庸能解开。

金庸说：月云不是我庶母
作者：将连根
早先年，我写过一篇文章《金庸和他的两位母亲》，说“金庸的童年丫环月云就是他后来的继母顾秀英”。最近看到《金庸散文》一书中的后记，才知道我写错了。
2000年初，上海的《收获》杂志第1期上刊登金庸的自传体散文《月云》，回忆他和童年丫鬟的一些生活往事。这是自1972年封笔后金庸首次发表的全新体裁文章，引起了两岸三地文坛的关注，众说纷纭。
当年7月，我欲挖掘出《月云》背后的新闻，来到金庸的老家——海宁袁花镇新伟村采访。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奶奶对我说：“陪伴金庸童年的一个小丫鬟，后来被他爸爸娶进门，做了金庸的继母”。金庸的母亲徐禄病亡满3年，父亲查枢卿续弦，小他17岁的顾秀英便做了他的新妻子，担当起抚育幼子的责任，先后生下良铖、良楠、良斌、良根四子和良琪、良珉二女。那么，顾秀英是不是金庸笔下的“月云”呢？金庸同父异母的弟弟查良楠肯定地说：“月云早先侍候着老奶奶，后来侍候二哥金庸，他就是我的母亲顾秀英。”1949年初春，金庸携着新婚妻子悄悄回到了家乡――浙江海宁的袁花小镇，在“赫山房”住了三天，然后与父亲、继母和弟妹们告别，他又悄悄上路了，一走就是几十个年头。在送行的人群里，曾有一个7岁的小男孩，好奇地目送着这个陌生的“二阿哥”，挽着新嫂子的手臂一块离开。他就是金庸同父异母的弟弟查良楠。在金庸弟兄的排行中，查良楠列第六。
“月云就是顾秀英”，我信了。《金庸和他的两位母亲》一文先后刊登于《羊城晚报》、《嘉兴日报》等报刊，后来，我写《金庸和他的家人们》一书，仍沿用了这个说法。直到最近，我在《金庸散文》（香港明河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中，看到金庸写的后记，才知道自己上了当。
金庸在后记中第一次提到她的庶母顾秀英。“我的庶母确叫顾秀英，年纪比我大十岁左右，是一位温柔而勇敢的女子，曾在我家做丫鬟，叫做兰英，因为做事负责，很得我父亲和母亲的信任，曾几次派她送我去母舅家做客，她照顾我很好，在我母亲去世后成为我的庶母。……现在我庶母已经去世，当时我很难过……”紧接着，金庸说：“我在这里更正一下……她（兰英）照年龄在我家的丫鬟中排第三，至于月云则排第七，她的年纪和我差不多，一直到抗战时分别，她还没有能力照顾我，对我如同朋友一样，按年龄说，她决不可能做我庶母。”
看到金庸的这段话，我询问了查良楠。他说：“我跟二哥的年龄相差18岁，那时还小，不知道二哥的童年丫鬟有几个，弄错了。”我才知道自己以讹传讹，出了一个不小的差错，很难受。此后，我已经在《金庸和他的家人们》修订版中修改了相关章节，但是感觉不够，如今，我选择在媒体上发声，希望在更大范围内得到纠正。同时，我将致信金庸，向他道个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