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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武侠小说的成功原因之一【清朝-侠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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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对清代侠文化的继承和发扬,首先表现在武侠精神的一脉相承:
主要是英雄意识、侠义精神。武侠小说之所以长久不衰,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的英雄意识使人向它久久瞻仰。无论是清朝武侠经典《三侠五义》的展昭,还是《天龙八部》的萧峰,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两个字眼;英雄。他们都正直、坚强、勇敢,他们都身怀绝技、顶天立地、阳刚十足;他们都解民于倒悬、力挽狂澜于既倒。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金庸小说中人物自有一套自身的伦理规范;通过长短十五部作品,金庸有力地表明:勇敢、守信、公正、急人所急、见义勇为、助弱抑强等乃是侠客为获得“侠客”身份先天应遵循的道德规范。有许多都是带有清代侠客之遗风。即以“义”为趋归一一精忠报国者追求忠义,
惩恶扬善者追求正义,报恩复仇者追求情义,一诺千金者追求信义。对于“义”的几个层面的坚持—无论是国家民族大义还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侠的基本之义方面,清代武侠小说与金庸小说都是一脉相承的。在《三侠五义》当中,展昭、智化等人实际起到了一种保护政权稳定以及清君侧的作用;而同样地,郭靖、杨过等人也都在遭受异族入侵之捍卫了安定。行侠仗义又不求回报,如白玉堂、欧阳春等人,而这一点在金庸小说中俯拾皆是。忠义至上、为国为民(如郭靖、杨过、萧峰、陈家洛等人);嫉恶如仇、去奸除恶(如令狐冲、袁承志等);一诺千金,生死相托(如江南七怪与丘处机接受义士之后);重义轻利、厚施薄望(如洪七公、张无忌等)等这些清代武侠小说所确立下来的侠的伦理规范在金庸都一一得到了丰富的再现。
(二)正义与邪恶两大对阵营判若分明的揭示。武侠小说由于是通俗小说的一个种类,它本身必然带有较易接受与理解的特点,它不可有太多的模糊性叙述。所以,必然要由两个持对立立场的人物群体之间的斗争来串起故事的脉络。而两
者都相同的一点是,结局都是正义战胜邪恶。但是,清代的武侠小说带有极为鲜明的二元审美模式。它带来最大的弊端是人物刻划的呆板与单一,缺少必要的性格成长轨迹;而金庸小说虽然也属于这种正邪斗争的场景叙述,但他并未使人物脸谱化;他大胆地勾勒真实的人性;在他的小说中,正派人士不乏蝇营狗苟之流;而反派中则可能出现至情至性的好人。这种手法,就使得武侠小说的人物也可以使得武侠小说的人物也可以深入到揭示人性的高度,大大突破了清代武侠人物在人性方面的苍白无力的现状。


IP属地:江苏1楼2018-11-03 17:01回复
    首先,对于某些侠文化内核的扩充。金庸小说和清代的武侠小说都强调“义”-是侠之灵魂。但是,在此基础上,金庸对于处于核心位置的“忠义”观却大胆提出了他的理解。其实我们通过对于文本的阅读,就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清代武侠
    小说的“忠义”带有太强的伦理色彩,其实是一种“忠君”观念的代称,虽然在实质上也确实是保证了平民的某些利益。儒家伦理的强硬渗透使得清代武侠小说所显现的忠义观念保守与狭隘。而相形之下,金庸小说的大侠则更近乎于人民大众利益的保护神。在金庸的小说创作中,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只是创作的起点,远非文本想要揭
    示的终极艺术目标,因而小说中所体现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真正带有一种博大、深沉的感觉。值得注意的是,金庸小说中的爱国主义,从一开始就与忠君意识分道扬镰了。陈家洛之与乾隆(((书剑恩仇录》)、袁承志之与崇祯、李自成(((碧血剑》)、郭靖之与南宋皇帝及其官府(((射雕英雄传》),都非忠君基础上的爱国,而是对民众的关怀及对乡土家国的热爱,从而与传统的“忠君爱国”思想价值体系不可同日而语。进而,在写到《天龙八部》、《鹿鼎记》时,又对狭义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观念、价值有了新的超越。《天龙八部》的主人公萧峰虽是契丹人,且做
    了辽国的南院大王,但在辽国君王准备大举南下侵宋之时,却甘愿牺牲自己而谋得辽、宋两国的和平。这种“国际主义”及“和平主义”的思想境界,显然比传统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境界更高。这当然是一种明显的现代人的思想境界。而这一种思想境界在《鹿鼎记》中有更进一步的深入发掘。康熙玄烨的形象比之陈近南的忠于旧主,乃至比之顾炎武等人忠于一族(居然劝韦小宝这个小流氓当皇帝),有着明显的思想启发意义。而韦小宝这一形象,作者故意让他的身世扑朔迷离,大有汉、满、回、蒙、藏等当时五大民族的“结晶”之意,此一情节设置有如深刻的寓言,大有深思精研的余地。


    IP属地:江苏2楼2018-11-03 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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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某些可能造成冲突的文化因子进行精妙的平衡:比如体现在人物身上的积极的入世精神与自由精神的完美统一。可以说,清代武侠小说由于用伦理规范了武侠们的言行,这一方面使得这个人物群体有了文学上的提升,而另一方面使得先秦游侠身上那种放荡不羁、自由狂放的精神荡然无存。如展昭、骆宏勋之辈;由于大多数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压抑,他们总是希望能在文学中找到可以渲泄的对象;而不能接受大侠们突然变得循规蹈矩起来了;在金庸的小说,这种渲泄又重新找到了对应物;他的小说中人物的自由与出世被提到了并行不悖的位置。
      具体而言,金庸小说的人格模式有更多的,更生动亦更有意义的变化。陈墨先生曾在《金庸小说人论》①及《金庸小说主人公的人格模式及其演变》②等文中,对其进行如下的总结:l)儒家之侠,以“为国为民,牺牲自我”为特征,以陈家洛、
      袁承志、郭靖为代表;2)道家之侠,以“至情至性,实现自我”为特征,以杨过为代表;3)佛家之侠,以“无欲无求,无名无我”为特征,以石破天(((侠客行》)、张无忌为代表;4)无侠,以狄云为代表;5)浪子,以令狐冲为代表;6)小流氓,这当然是指韦小宝。但是,每一个个体的侠身上的人格模式又都不是单一的,他总是使人物身上同时具备几种不同的人格模式,随着小说中的特定情境而或显或隐,当然他们是以一种人格模式为主要经纬的。如杨过,他的本性是狂放不拘的,
      以自我为中心,但是当襄阳有难时,他亦能挺身而出,抛开与郭靖之间的个人恩怨,一同对敌。金庸在小说中对于人物特定时刻人格模式的转换,总是贴切事物发展的正常规律,故而写来也不会使人有奇峰突兀之感。


      IP属地:江苏3楼2018-11-03 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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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于清代武侠单一的文化视角,金庸小说无疑具有多元化的视角。可以说,文化的多重叙述,使得文本提供的空间也更为巨大。因为某种文化必然代表一定的社会层次和生活层面,代表某一特定的群体。大体而言,清代武侠小说的社会描写层面停留于朝廷与绿林这两个层面。而在小说中,绿林的设置无疑只是为了烘托朝廷,而失去了它自身所应具备的社会广泛性特征,在真实性上已略有降低。金庸的小说一方面大胆将笔触深入内心,另一方面则钩沉历史。


        IP属地:江苏4楼2018-11-03 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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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的武侠小说使得武侠文本具有了多义性的阐释,而不再似清代武侠小说只具有娱心、劝惩的功能。
          清代武侠小说一般的指向性是明确而单一的,它们或者是宗教道义粗浅的说教,或者封建伦理观念的强化。绿林—朝廷是大多数武侠小说的二维结构,其中偶涉仙界、魔界,造成一种繁杂的叙事背景,但这种铺陈是没有真正意义的。金庸小说的情节结构方式,简而言之,是江湖传奇—历史视野—人生故事组成一种独特的三维结构,而这一结构的交点或核心则是人性/文化的寓言。外在的三维结构保证了金庸小说的时空的开放性及其叙事与想象的自由度,从而使之能极大限度地施展其创造性的艺术才华。而内在的、形而上的寓言层面,则又保证了金庸小说的整体性,及其开放结构框架的向心力。正是由于金庸小说成功地驾驭了丰富多元而又彼此和谐、互不冲突的中国传统文化精义,而这样的形式不免带有某种的程式;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只有这种程式化才能暗示某种文化符码。从文化角度看,金庸小说的程式化有着重要意义。文化是人在社会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具有共同性的意义世界,它必须在其自身结构上维持一种延续与创新之间的微妙的平衡,平衡一旦失去,整体文化的断裂与个体存在的失落就不可避免。如果说充分文人化的“纯文学”更多地扮演着文化中的创新角色,它随时以一种批评的态度打破现有秩序,通俗文学则在大众化的幻想中反复加强与维持文化中固有的那种因袭性与延续性。


          IP属地:江苏5楼2018-11-03 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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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武伙小说所形成的初步的以“义”为核心的侠文化体系具有如下特征:
            1.忠义至上、为国为民;
            2:嫉恶如仇、去奸除恶;
            3:一诺千金,生死相托;
            4重义轻利、厚施薄望。这四个特征已经基本上涵盖了侠义的四个方面,由于它融入了儒家的种种伦理观念,而使清代武侠小说实际上成为传统儒家伦理的教科书。但也正基于此,它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真正的文化意义,某种文化品格也正呼之欲出;而这样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品格用当时的主流与大众都能接受的方式传播开去,无疑,它是非常成功的。它成为极具代表性的一种文化规范和道德指针,无论在上层统治阶级,还是下层平民百姓,各取所需,产生了较为复杂的社会作用。


            IP属地:江苏6楼2018-11-03 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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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属地:河南来自Android客户端7楼2018-11-03 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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