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后兴起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流派之一，其代表人物有北美的本·阿格尔、莱易斯、福斯特、奥康纳和欧洲的佩珀、休斯、高兹、格伦德曼、本顿等人，他们以生态批判为切入点，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展开生态批判、技术批判和文化批判，形成了系统的生态学理论和现代性理论，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视阈。本文拟通过论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阐发它的理论贡献及其当代价值。

二
指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共同点。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的逐利本性是造成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把自己的生态学称之为“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并提出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生态危机才能真正得到解决。
明确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的是奥康纳，他把这一矛盾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重矛盾”。在他看来，马克思所揭示的两对基本矛盾的发展会导致由于需求不足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第二重矛盾”的发展则会导致由于生产不足为特征的生态危机，因此，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奥康纳这里所说的“生产条件”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指工人的劳动力，它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力才作为商品被交换和出售，劳动力的价格不仅取决于生产力和效率，也取决于阶级斗争、社会运动以及经济、政治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二是指社会生产所必需的公共条件，如交通运输设施、教育、城市和社区性的资本等，这一条件既取决于市场需求，也取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以及都市运动等；其三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自然条件。事实上，不同的自然条件会极大影响资本主义生产和利润。奥康纳指出，马克思虽然关注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问题，但是由于他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段，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还十分丰富，因此马克思关注的重点是从经济学的视阈论论述劳动力的供应问题，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所依赖的自然条件较少论述。而在生态问题日益成为大家关注的中心问题时，就有必要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所依赖的自然条件展开探讨，特别是需要讨论资本主义生产面临的外部自然条件，如空间和都市问题。因此，在奥康纳那里，“生产条件”不仅包括与生产力相联系的生产关系，而且也包括外部自然条件、环境与城市问题。通过这种对“生产条件”外延的扩大，奥康纳把理论分析的重点从马克思主要拘泥于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转换到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矛盾运动的分析，他把这一矛盾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重矛盾”，正是这一矛盾决定了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必然性。在奥康纳看来，生态危机是资本追逐利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必然结果，这是因为：第一，资本追逐的本性决定了资本必然要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这就必然与自然的有限性之间发生矛盾，矛盾运动的结果就体现为生态危机；第二，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运动会导致生产成本的不断上升，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的危机。成本上升一方面根源于伴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由此对自然资源开采的增多，意味着资本主义积累的增加和生产成本的上升，另一方面以劳工运动、环保运动、妇女运动为主要内容的新社会运动，又进一步加大了资本治理环境问题的成本，其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生产难以可持续进行。第三，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和联合发展必然导致对生态危机朝着全球性的方向的拓展和发展。
与奥康纳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运动揭示生态危机发生的必然性不同，福斯特、本·阿格尔、高兹则注重从分析资本的内在本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来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在他们看来，资本的内在本性在于追逐利润，其运行遵循与“生态理性”相对立的“经济理性”。如果说生态理性是以保护生态为宗旨的价值理性的话，那么，经济理性则是以追求利润为宗旨的工具理性。生态理性遵循生态法则，力求“够了就行”的价值原则，而经济理性则始终坚持最大的生产力，最大的消费和“水不知足”的价值原则。因此，资本以及与资本相联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之间存在着本质的矛盾冲突。“在现行体制下保持世界工业生产产出的成倍增长而又不发生整体的生态灾难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们已经超出了某些生态极限。”[5]不仅如此，在利润动机驱使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运行逻辑决定了生产具有不断扩大和集中的发展趋势，并必然宣扬与之相适应的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和生存方式，这必然与生态之间发生矛盾冲突，体现为不断强化的生态危机。通过以上分析，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本质上是反生态的。

四
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对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批判、对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批判和生态政治哲学可以看做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五大理论问题。他们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探讨，不仅形成了系统的生态学理论，而且也形成了他们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和现代性理论，他们不仅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当代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而且对我们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与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价值。具体体现在：
第一，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能否作为分析包括生态问题在内的现代性问题，西方生态主义思潮和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一种生产主义、技术乐观主义，不承认自然的极限，因而历史唯物主义不可能真正解决诸如生态危机、技术的社会效应等现代性问题，并由此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柯亨和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哈维虽然都不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但是他们都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建立之初未考虑生态制约问题，当前日益严重的生态制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论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柯亨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一书中主张应当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从道德哲学的视角为社会主义作论证；哈维在《希望的空间》和《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等著作中，通过对资本空间生产和资本积累之间关系的考察，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缺乏一个地理学维度，应该建构一种历史—地理学唯物主义，以适应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明确反对上述理论观点，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绝不是生产主义和技术决定论，他们或者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生态唯物主义，或者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具备潜在的生态学视阈，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也并非没有考虑自然的有限性问题，恰恰相反，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强调的是在适宜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运用技术来改造自然，这些论述有力地批驳了当代西方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诘难，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仍然是分析当代社会问题的科学理论工具，为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当代性奠定了基础和前提。
第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具体体现在：其一，他们建构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系统的生态学理论，极大地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生态问题并不突出，因此不可能成为其理论的中心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关心生态问题。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等著作中揭示和批判了资本的生态后果，尤其是提出了“物质变换裂缝理论”。正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为基础，结合当代人类实践，从生态学的视角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新解释或重构，建立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系统的生态学理论，不仅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而且极大地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其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主要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对基本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及其崩溃的必然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仅肯定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重矛盾，强调这种矛盾发展会带来需求不足而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在此基础上，他们则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第二重矛盾，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生产条件的矛盾，指出这种矛盾发展的结局是造成资本主义生产不足而难以为继。应该说二者都是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必然崩溃的结局，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更为丰富和全面，更具有时代气息。其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资本的现代性批判虽然也涉及消费、文化、技术等领域，但主要还是局限于生产领域。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进一步将对资本的批判拓展到消费、文化和技术运用的领域，而且具体揭示和批判了以资本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异化、文化异化和技术异化的现象，以及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背离的现象，提出了资本是当代生态问题、文化异化和技术异化的根源，只有破除资本及其全球权力关系，才有可能克服社会和人的总体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观点，突出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当代性。
第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对于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与建设实践都具有重要的价值。这是因为：其一，从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看，当前我国学术界主要还是借鉴西方自然价值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拘泥于价值观的维度，纠缠于“自然价值论—人类中心论”的二元对立展开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应该说，实现人类生态价值观的变革对于解决人类当前面临的生态危机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是一方面由于西方自然价值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从其价值立场上，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客观上起到了为资本推卸其在全球环境治理问题上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作辩护的作用。另一方面生态危机的本质在于以资本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全球权力关系所造成的，同时任何一种价值观总是依附于一定的生产方式产生并产生作用的，在资本所控制的全球全力关系不发生变革的情况下，所谓生态价值观的变革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把对资本的批判和生态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探讨生态危机的真实根源及其解决生态危机的可能途径，并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作了初步的探索，是我们建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可贵思想资源。其二，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昭示我们应当着力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应当实现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在坚持内涵发展的发展方式的同时，避免人们走向以商品占有和商品消费为目的，破坏生态环境的生活方式。二是应该在全球层面追求环境正义，维护中国的发展权和环境权；在地区层面建立公正合理的制度协调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在环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矛盾利益关系，实现环境正义。要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把生态文明实践中的制度建设和生态价值观的建设结合起来。从生态文明理论的制度维度看，它把生态问题本质上看做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之间在生态资源上的利益关系矛盾的集中体现，它要求把生态文明理论外化为合理协调人们生态利益关系的法律、法规，作为一种底线规则真正起到规范人们实践活动和实践行为的作用，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任务就在于为制定公平正义的生态法律、法规提供科学的价值基础。从生态价值观的维度看，它主要是通过生态价值观建设和生态价值观的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自然观、消费观和幸福观，通过不断提升人们在生态问题的价值境界，形成一种生态意识的自觉，并逐渐将这种生态意识内化为人们行为的信念，按照生态规律和生态原则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相对于生态文明理论制度维度的底线规则和强制性质来说，生态价值观的维度具有倡导性和非强制性的特点，它从根本上取决于人们的生态意识自觉和价值境界的不断提升。通过生态文明理论制度维度和生态价值观维度的有机结合，实现作为生态文明理论中发展观和境界论的内在统一。

转载者注：还可以参考这篇考察马克思文献的文章：《论马克思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实验》，张云飞，《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http://ex.cssn.cn/zhx/zx_kxjszx/201903/t20190317_484895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