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两全 顶天立地
人们常慨叹“忠孝难以两全”，是指在为国家、民族的事业尽忠尽责时，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给自己的父母尽心尽力地照顾，在“忠”和“孝”之间始终难以两全其美。然而，在岳飞短暂的三十九年生命中，忠和孝却水乳交融地贯穿始终。
孔夫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意思是说，一个人在父亲在世时要观察他的志向，父亲去世后，要看他的行动，如果他能长时间遵守父亲生前的道德规范，就可以称为孝子。据史料记载，岳飞的父亲岳和，是位忠厚长者。在自己家境并不富裕的情况下，看到邻里谁家断炊，就把自家节省下的粮食去接济。他说：“自己少吃一点，能救人命乃是积德，难道不应该吗？”母亲姚氏，贤惠善良，深明大义，对儿女从不溺爱，“岳母刺字”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早在岳飞年幼时，他们不仅要他参加劳动，还不顾贫困的生活条件，送他到村里农闲时开办的私塾去读书。岳飞十二岁，就带他拜当地的一位高手学习武术，不久便全县无敌。后又让岳飞拜同乡、北宋名将周同为师，学习弓弩。周同爱惜人才，胸襟开阔，对岳飞十分喜爱，把自己的武艺全部教给他。在他的调教下，岳飞练就一身出众的射箭本领，为他日后在抗击侵略、平定叛乱中屡立战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的宋朝，不仅被北方的辽国侵占了大片领土，还面临着羽翼渐丰的金国的威胁。昏庸的朝廷为了对付辽国，竟对金国频频示好，企图借助金国的力量来与辽国抗衡。金国乘人之危，借着和宋朝夹击辽国而得到燕云十六州等宋朝领土。身处“山河破碎”的动荡之中，岳飞父母对岳飞的教育，寄托着抵御外侮、强国安民的强烈愿望。由此，在少年岳飞的心目中，对国家和民族的“忠”就和对父母的“孝”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生命的轨迹正是遵循父母所愿，实践了他在父亲面前所许“以身报国，何事不敢为”的誓言。尽管他为国家民族常年南征北战，无法守在父母身边侍奉晨昏，尽管他抗击侵略的主张和战略屡屡受到来自朝廷的阻挠设置停滞，但他就像强弩射出的一支呼啸之箭，百折不挠、矢志不渝地去“尽忠报国”，同时也是在实现父母的心愿和志向。因此可以说，他的忠诚就是孝道的最高境界。······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岳飞家乡汤阴，文化底蕴深厚，民风尚古。岳飞从小就读于私塾，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从前人的著述中所受到的传统道德教育、故乡良好的文化氛围以及父母、老师的高尚品德对其的影响是高度一致的。幼年时所有这些条件，构成了岳飞终生抱持“忠、孝、节、义”传统道德观念的肥田沃土，这对于今天为人父母者是有深刻启迪的。
孔子把“父没观其行”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有孝道的标准，可见古人对传承优秀传统道德的看重。纵观岳飞一生，为实现父母对其“尽忠报国”的殷切期望，以抗击侵略、维护百姓安宁为己任。请看：得知朝廷在金国大举进攻时要退避南迁，他不顾自己人微言轻，直接上书劝皇帝“还京师······统六军渡河北上，天威所至，将帅一心，士卒鼓舞，中原故土指期可复”，招致自己被罢官；金军气势汹汹地渡过长江，高宗吓得在江、浙、皖一带到处逃窜，岳飞两次“泣谏”留守建康主帅杜充抗敌遭拒绝，杜充后来叛变投敌，岳飞挺身而出，率部与敌周旋，取得了六战六胜的战绩，振奋了民心军心；在给养不足、粮草匮乏的困境中，一方面严明军纪，一方面拿出自家米粮供给部队，取得清水亭、牛头山、静安三大战役的胜利.直至收复建康，被江、浙、皖一带的百姓修建祠堂，祈以香火；由于战功卓著屡次被皇帝褒奖加官晋爵时，却请求以母亲、妻儿为人质，调任离抗金前线更近的地区任军职，写下了《满江红》这篇悲壮的诗词，表现出岳飞谨记父母之志，国家、民族的利益至高无上的情怀。

特别要指出的是，高宗一再破坏抗金的大好形势，岳飞则以上庐山为母守孝的行动，公开表明他的不满。同是守孝，这次却包含着他难以实现收复中原志向的悲愤，对最高统治者高宗、权倾朝野的秦桧为代表的强大投降势力的一次抗争。此后，在率大军势如破竹扫荡金军时，他多次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气概拒不听命于高宗要他撤退、班师的诏命，甚至在高宗和秦桧面前，直言“相臣（指秦桧）谋国不臧”。“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明知抗争可能给自己招致杀身之祸，却一力坚持直至被害，这不正是对父亲教导的回报吗？这不正是对母亲刺字的回报吗？在用自己的生命实现了“尽忠报国”这饱含父母深情的夙愿同时，岳飞也用自己的血书写了最高境界的孝道。

高风亮节 义重泰山
气节是人对信念的坚定不移，而“义”字则包含着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胸襟和对亲人朋友的挚爱。要判定一个人的言行是否有气节，往往是看他在身处逆境时的态度和行为，而要了解一个人是否深明大义、注重情义，则要看他在春风得意时的表现。岳飞之所以被人敬仰如神，也正是由于他的高风亮节和义重泰山。
岳飞第三次从军，遇到的主将是坚决主张抗战的儒将张所。他第一次见到张所时，张所问他，“听说在宗（泽）留守麾下你是一名勇冠三军的战将，你能抵挡多少敌人？”岳飞答道：“现在用兵的人都说自己勇冠三军，可是，如果在战前没有成熟的策划，战斗就没有胜利的把握。”张所惊讶地起身说：“你不是行伍中人呀！”随即请岳飞坐下和他谈论时事，从而非常器重岳飞。从此岳飞的官职不断得到晋升，他的军事才华得以尽情施展。

据史料记载，岳飞曾不止一次地率部平定叛乱。而他多次以民族大义对这些匪徒进行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规劝，使其主动归顺，大部分变成了抗击金国侵略的有生力量，而对老弱病残者则发给路费安排回家。同时，这样的举动也避免了不少生灵涂炭的灾难。岳飞对人民、国家的情义可见一斑。
从史料可以看出，岳飞对平定叛乱的态度和对待抗击金国军队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对于入侵的外敌，岳飞大刀阔斧毫不留情。而对这些因战乱而趁火打劫的匪徒，他总是能不杀就不杀，尽可能地晓以大义，使他们能够幡然悔悟，加入抗金救国的正义之师，变成为民族利益而战的勇士。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人之方也。”意思是说，一个仁义的人，自己想建树的还帮助别人建树，自己想做到的也要帮别人做到，能由自己推及到别人，就是仁义之道。岳飞在剿匪过程中所做的一切，充分体现了他的大仁大义。史书记载，平定李成、虔吉匪徒后，江西一带的百姓在家里挂起他的画像，奉若神明，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写到这里，不得不提到杨再兴。岳飞在率部平定曹成的叛乱中，擒获了猛将杨再兴。公元1129年，杨再兴就在匪首曹成的军中效力，其武艺高强引起岳飞的注意。当时，曹成联合王善、董彦政等匪首，号称五十万大军与岳飞的八百人马在京师南熏门交战。有关岳飞研究的著作中有这样一种说法，是杨再兴杀了岳飞的弟弟，笔者未经史料的考证。但在1132年广西荔浦的战斗中，杨再兴利用偷袭刺死了岳飞的第五将韩顺夫确是事实。但岳飞在擒获杨再兴以后，不计前嫌，依然用国家民族的利益打动他，使杨再兴心悦诚服地变成了岳家军中的一员，后来成为抗金战场上的猛将。“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岳飞胸怀大志，以天下为己任，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使得他具备了非凡的人格魅力，不但征服了匪徒，得到百姓爱戴，甚至受到敌对者的赞许。

如此豁达大度的宽广胸襟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源于岳飞对抗金救国、挽救民族危亡的强烈使命感。在岳飞心目中，与这一崇高的使命相比，一切恩怨都变得微不足道。古往今来，能化敌为友的人少之又少，能将恩怨一笔勾销的人少之又少，而在生活里钩心斗角、尔虞我诈、不共戴天的现象则比比皆是。时至今日，利益渗透所有人际关系，道德无存做人也就没了规矩，于是乎相互拆台、损人利己、明争暗斗、甚至你死我活，在今天的国人中一言不合、大动拳脚更是屡见不鲜。究其原因，就是缺少了一种胸怀，缺少了一种志向：除了自己的利益外没有任何值得自己去关注的，更不要说责任了，国家、民族、社会与我何干！没有了大义，当然会把一己的私利看成天大。当今社会的人，处处能感觉到道德沦丧带来的掣肘，却很少有人认真思考造成的原因以及如何去改变。毛泽东曾经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话在今天提起更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岳飞所体现出的大义永远是我们为人的楷模，这是整个民族兴旺发达的需要。

有人问，岳飞明知朝廷不愿坚决抵抗金国的侵略，为何不造反？从上述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北方领土大片地落入侵略者之手，无数人民在遭受蹂躏的时候，岳飞视造反为“苟活”，是一种对国家民族的背叛行为。因此，他根本不可能选择造反这条为他所不齿的路。在一个封建集权国家里，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只有争取最高统治者的首肯来形成抗战的大势，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他“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凶奴血”的抱负，即便这样的可能微乎其微.他也决不会落草为寇。这并不是如有人所说的愚忠，相反这正是他气节的一个反映。在朝廷和金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后，为安抚抗战派的文武官员，使众人服从低三下四的投降决定，给他们各自加官晋爵。岳飞怀着悲愤的心情四次上书坚决地拒绝了令人垂涎的晋升。正如孔子所说：“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高官厚禄不能改变岳飞要抗击侵略、尽忠报国的志向，卖国求荣的皇帝钦封的官职，在岳飞眼里一钱不值。这分明是以拒绝的方式向皇帝发表抗战到底的宣言！不仅与愚忠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恰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英雄的气节，以及为了这气节视死如归的决心。正因如此，他才成了皇帝和秦桧等的眼中钉，最终被他们杀害。

岳飞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为民族英雄，是因为他代表了民族的文化和个性，绝不是哪个轻狂之徒几声鼓噪所能改变的。后世多少赤子秉承忠孝节义，在“以身许国”的誓言激励下，成就了数不胜数的丰功伟绩。岳飞的高风亮节将永垂史册。

岳飞道德是“圣人”级别的

这篇文章写得最好的一点在于对涉及岳飞的历史问题给出的都是正解，而不是居心叵测的污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