斋号的产生不晚于汉晋，风尚兴起于唐宋。最著名的当属辛弃疾的“稼轩”，为“临庄稼之轩”之意，辛弃疾的门人范开编成老师的作品集即以《稼轩词》命名。因辛词流传甚广，“稼轩”的名号反而盖过了辛弃疾本名。
此后，如洪迈的“容斋”和《容斋随笔》，归有光的“项脊轩”和《项脊轩志》，蒲松龄的“聊斋”和《聊斋志异》，纪昀的“阅微草堂”和《阅微草堂笔记》，再到近代梁启超的“饮冰室”和《饮冰室合集》，以及王（国维）观堂、溥（伒）雪斋、溥（侗）西园及其红豆馆主等，都因斋号辑集或享名于世。
斋号作为文人内心世界的心灵告白，内容往往富于哲理和个性，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更富有中国传统的文化气息。既然是借此抒发心志，难免也有不同时代却追求相同、志趣相投的人，这就出现了不同时期、不同的人却选用相同斋号的情况。像宋代的杨万里、明代的朱有墩、当代的陈维信，都以“诚斋”为号，这是个很有趣的文化现象。
与斋号相似的还有堂号，斋号是某人书斋的斋名，堂号则是某人寓所的雅号。旧时梨园界的名伶多有用斋号的习惯，由此也申明一个易混淆的概念，就是斋号和堂号的区别。斋号是某人书斋的斋名，堂号则是某人寓所的雅号。在京剧界被誉为“梨园汤武”谭鑫培和王瑶卿就分别拥有他们的堂号或斋号。“名伶大王”谭鑫培，名金福，字鑫培，号英秀，“英秀堂”便是谭鑫培的堂号。“通天教主”王瑶卿，本名瑞臻，字希庭，号菊痴，他的斋号叫“古瑁轩”。据王瑶卿外甥姚保瑄先生在《古瑁轩见闻录》（原载《戏曲艺术》1982年第2期）中回忆：王先生喜爱收藏，尤其精通古玉的鉴赏，家中曾藏有“鸡骨白药铲”，“药铲”的正名即为“瑁”，是天子所执之物（诸侯执圭），“古瑁轩”由此得名。王宅“古瑁轩”的横幅系魏铁珊先生在民国以前所题。因王老平素养龟，又擅画龟，很多人曾误以为王老“古瑁轩”的“瑁”系因“龟”而得，实为误解和讹传。

京剧界“四大名旦”之首梅兰芳的斋号叫“缀玉轩”，传为李释戡所取，罗瘿公、李释戡、张謇、朱祖谋（彊村）、韩诵裳等名士题写，典出宋代词人姜白石的词调《疏影》中“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缀玉即梅花。梅花常被喻为高洁、傲骨、不畏严寒的象征，又与梅先生的姓氏同字。抗战期间，梅先生移居上海，曾得“扬州八怪”之一金农所书的“梅花诗屋”，后来又将自己在上海马斯南路寓所的书斋取名为“梅花诗屋”。
“四大名旦”中尚小云的斋号叫“芳信斋”，尚先生因担任过梨园公会的会长，家有“管领群芳”的匾额，故而得名。程砚秋的书房叫“御霜簃”，为名士罗瘿公所取。程砚秋字玉霜，1932年后改为御霜，寓意是抵御陋风恶习，任凭风雪冰霜的侵袭，后程先生将字表沿用至书斋名。荀慧生的书斋叫“小留香馆”，为陈墨香所取，盖因荀慧生在舞台上塑造众多女性形象，千古留香而得，荀氏早年组班即以“留香社”命名。
京剧老生行当的演员中，余叔岩因在艺术上以“英秀堂”谭鑫培为范本，故斋号为“范秀轩”。“独树一帜”马连良的堂号、斋号俱全，他成名后取“扶正气之风”之意，组建“扶风社”，后来他的堂号也叫“扶风堂”。另因马氏“扶风堂”藏有明代历书，将书斋取名为“古历轩”。
此外，像“后四大须生”里杨宝森的“时斋”、“关外唐”唐韵笙的“竹友轩”，以及戏曲界文人翁偶虹的“六戏斋”、许姬传的“燕赏斋”，都是梨园名士广为熟悉的斋号。
当代的戏曲界前辈也不乏有斋号、堂号者。刘曾复先生（1914-2012）是首都医科大学教授，也是知名的京剧研究家，刘老字俊知，号春晖簃。知道刘老斋号的人并不多，原因倒也不神秘，只是平生低调的刘老很少主动向人提起。刘老曾对我说“春晖簃”是他在五十年代初准备举办京剧脸谱展时，由其父刘诒孙老先生所起。但现实中这个斋号刘老既未在文章中用过，家里也没有悬挂过匾额或横幅。1998年燕山出版社出版刘老文集时，刘老曾一度打算把书定名为《春晖簃京剧麈谈》。
朱家溍先生（1914-2003）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字季黄，季是朱门昆仲四人按伯、仲、叔、季的排行，这也是朱老被称为“朱四爷”的缘故，黄的出处颇为有趣，元代“儒林四杰”中有一位黄溍，朱老字表中的“黄”正是取自于黄溍的姓氏，这种因同名而取前人姓氏做字表的方式，似乎并不多见。朱老最著名的别署叫“蜗居”，横幅由启功先生于1983年秋题写，上款是“季黄四兄命题”，可见这个名字是朱老自己所起。朱老的“蜗居”大抵有两层涵义，第一层含义首先来自直观，朱家在炒豆胡同的寓邸原是僧格林沁的王府，后被朱家用10500银元购得。但几经风雨，朱老自己的住房最后只剩下不足30平米，宛如北京人口中的“水牛儿窝”，也就是蜗牛的意思，朱老把居所称为“蜗居”想来有自嘲的意思。第二层意思是朱老常把人的命运和蜗牛的命运做比，引申到更深的层面，人和蜗牛一样，很多时候他（它）们的命运都不能被自己主宰，这恐怕是朱老历经人世沧桑起伏而得出的人生感悟。
在朱老“蜗居”横幅对面的门楣上悬挂着由梅兰芳先生的秘书许姬传先生题写并附有长款的“宝襄斋”，这应当是朱老的斋号。朱老的“宝襄斋”缘自并效法米芾“宝晋斋”的起名方式。米芾因藏有谢安、王羲之、王献之等晋代书家的真迹，故把书斋定名为“宝晋斋”，朱老则因家中曾藏有北宋蔡襄自书诗册而得名“宝襄斋”，我也确在朱老的一些书画作品上见过“宝襄斋”汉白、元朱两种不同的条形引首章。但朱老的斋号似乎并不止这些，还见过“潜园”、“延旭阁”和“妙吉羊（祥）室”等记载或钤印，不过据朱老弟子张卫东先生说，这些都是朱老用于书法作品中的闲章。虽不知朱老印章由何人所治，但怹用的印确实都很讲究，包括其他《谪居犹住紫霄宫》（白文）和《萧山樵侣》（朱文）的闲章都非常漂亮。

吴小如先生（1922-2014）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本名吴同宝，字小如，后以字行，世人多知吴小如而不知吴同宝。吴老的书斋叫“莎斋”，“莎”字读su，即词牌《踏莎行》之“莎”，“莎”的字义是莎草，是中药香附的别名。非常遗憾，在同吴老生前的交往中，我却从没问过这个斋号的来源和典故以及是谁取的，本来是几句话的事，也并非成心不问，只是总忘记了，到头来却失掉了当面请教的机会。在能查到的吴老著述中，似乎吴老也没专门解释过“莎斋”的由来，吴老门人弟子的文章中似乎也没有过解释。后承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孟刚先生告知，他当面问过小如先生，据吴先生讲“莎”乃由其笔名“少若”二字反切而出，即取“少”之声母s，“若”之韵母uo，s、uo相拼而出“莎”。当然，我在中关园吴老的书房兼客厅也从未见过悬挂的“莎斋”横幅，倒是吴老的著述如《莎斋笔记》《莎斋闲览》和《莎斋诗剩》都以斋号命名。再就是在怹的书法作品中见过不少大大小小、朱白不一“莎斋”的钤印，而吴老在书法作品中的署名也有“莎翁”或单字“莎”的写法。
戏曲理论家郭汉城先生（1917-2021）的斋号是“淡渍堂”，曾出版过《淡渍堂诗抄》《淡渍堂词抄》《淡渍堂三种》等著作。郭老对“淡渍堂”的解释是：“伟大的时代必有伟大之声音，伟大的声音必有伟大的心灵，而自己写过的诗作和戏曲作品虽然是时代的产物，但与时代相较，不过是浮光掠影，片草零花，也是大时代的一点小浪花而已。无以名之，名之为‘淡渍’，想来有雪泥鸿爪之意。”
贯涌先生堂号是“有容堂”，典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斋号是“仰酸斋”，经我向贯老师请教，得知是“仰慕酸斋（贯云石斋号）”之意。徐城北先生有两个并用的斋号，一为“品戏斋”，一为“三不老书屋”。“品戏斋”横幅早年由京昆名家俞振飞所题，徐先生有《品戏斋夜话》《品戏斋神游录》等著作出版。“三不老书屋”源自徐先生在北京曾经居住过的三不老胡同，横幅由诗人艾青题写。洪毅先生的斋号叫“云鹤巢”，取友人赠诗“云里鹤，酒中仙”之意，匾额由洪先生用笔名“郭溪”自题。陈志明先生斋号“醉菊斋”，取醉心菊苑之意，志明先生还刊印过《醉菊斋戏话》，他在文章落款处写过“如意书屋”，盖因其居所在北京北草厂如意里之故。
张卫东先生系满族，堂号“宗霍堂”为祖上传，源于其祖上是正白旗霍罗氏（后改张姓），卫东先生从艺后斋号为“菊兰草斋”，为其昆曲蒙师樊伯炎先生所赐。张伟品先生斋号“思惕楼”，典出《周易·乾》“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取长思己过而惕之意，横幅由言派名票宋澂先生（字湛清）题写。
李孟明先生书斋为“致远楼”，盖取“宁静致远”之意，并著有《菊艺琐谭——致远楼谈戏随笔》。邓元昌先生堂号为“二卯堂”，缘自邓先生夫妇二人同庚均肖兔；斋名“临风阁”源于邓先生一度曾住北向楼中，画室明亮却又不见直射阳光，很符合油画的储存条件，唯北风凛冽，因而得名。
杨蒲生先生斋号“瓦酉斋”，杨老生前对我谈起时解释为“半瓶为瓦，半醋为酉”，即“半瓶醋”的意思，但用这个斋号也并非杨先生的专利，似乎很多领域的很多人都把斋号取为“瓦酉斋”，想来都有自谦之意。杭州高永华先生嗜戏如命，他的斋号是“百戏斋”，我在他府上见过由朱家溍先生题写的匾额，高先生曾连续十三年自费编印内部交流的戏报《百戏斋》，并编著出版过《百戏斋藏京剧剧目印选》。
斋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微观的组成部分，不论是文人雅士的寓邸、书斋，还是商埠铺户的字号、标识，它们延续的传统和传承的精神都是宝贵的文化财富，希望在未来这个传统和精神能继续传承下去。
《中国京剧》2022年第2期，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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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多了个"吧"，如：京剧吧…。